導言：
隨著人口老齡化日益突出，經濟增長更加強調轉向高品質發展，在強調 “投資於人” 的大背景下，養老產業與養老金融已成為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推動民生保障與經濟發展協同共進的關鍵領域。作為香港產業與創新學院（HKAII）大健康方向研究的重點內容，我們從今年起正式啟動養老產業與養老金融系列研討交流活動，聚焦行業重點難點問題，通過學科交叉與比較分析的研究方法，突出研究的前瞻性、操作性與可持續性，為養老產業高品質發展提供理論支撐與實踐參考。
2026年3月19日，由香港產業與創新學院（HKAII）主辦、上海國研財富管理研究院承辦的 “養老產業與養老金融系列第一次研討會暨開題會” 在上海國研財富管理研究院順利舉辦。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楊帆，中國老齡產業協會科技委副主任、HKAII 產業研究員朱海揚分別圍繞養老照護產業發展、智慧養老實踐、養老金融創新等議題發表主題演講。以下為本次研討會核心觀點整理，與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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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帆教授：破解“長壽詛咒”——我國照護產業的宏觀邏輯與微觀實踐
楊帆教授的發言，首先以銀髮經濟—養老產業—康養產業—照護產業的四層遞進框架，系統解讀養老經濟的整體定義、邊界層級與核心邏輯。他指出，養老相關經濟活動呈現由外到內、由泛到專的清晰結構：銀髮經濟覆蓋老年群體全鏈條經濟活動，概念最寬泛；養老產業有國家明確統計分類，聚焦老年生活保障；康養產業側重老年人身心健康服務；照護產業則面向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專業化剛性服務，邊界最清晰、需求最核心、整合度最高，是整個養老體系的關鍵支撐。
在這一框架基礎上，楊帆教授聚焦于我國照護產業的發展邏輯、現實困境與破局方向。他認為，當前討論養老問題，不能只停留在“銀髮經濟”這一寬泛概念上，而應進一步聚焦到照護產業，因為真正決定養老體系品質和韌性的，正是照護能力的供給水準。與邊界較為模糊的銀髮經濟相比，照護產業的對象、場景和需求更清晰，服務整合程度也更高，是養老體系中最核心、也最具挑戰性的部分。
楊帆教授特別強調，照護產業之所以成為核心，並不只是因為老年人口規模在擴大，更重要的是“長壽”與“健康長壽”並不同步。2024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在183個WHO成員國中，全球平均“健康壽命—壽命差”在擴大，我國也在擴大。隨著預期壽命上升，越來越多的人會在生命後期經歷較長時間的失能、半失能或慢病共存狀態。換言之，壽命延長並不自動意味著老年生活品質提高，反而可能帶來照護負擔上升、家庭壓力加重以及“老後破產”等風險。因此，一個更有韌性的照護產業，不只是養老服務體系的一部分，也是高齡社會保持穩定運行的重要基礎。
在對現實困境的分析中，楊帆教授指出，我國照護產業當前面臨三方面突出問題。第一是盈利難。根據交大行業研究院的相關研究結論發現，照護相關的企業中1/3微利，1/3保本，1/3虧損。入住率不高、居民付費習慣尚未穩定、持續支付能力不足，使得照護服務難以形成可持續的商業閉環。第二是統一市場尚未形成，區域分割明顯，服務供給標準不一，市場碎片化問題突出。第三是人力資源短缺，不僅一線護理員缺口巨大，管理人才同樣不足，直接影響服務品質和行業擴張能力。
他進一步指出，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並不只是企業經營能力不足，而是產業發展所處的階段性矛盾。一個重要判斷是，我國雖然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但從照護產業需求結構看，人口“還不夠老”。資料顯示，我國80歲以上高齡人口占總人口的2.80%，而德國為7.54%、日本高達10.57%；在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中，我國80歲以上高齡者占比為12.23%，與德國（24.32%）、日本（29.42%）相比，高齡化水準存在明顯差距。與日本、德國等深度老齡化國家相比，我國80歲以上高齡人口占比仍然偏低，家庭照護能力尚未被完全打破，因此社會化重度照護需求沒有完全釋放。這使得大量機構和服務供給提前進入市場，卻暫時難以形成足夠密集、穩定的支付需求。與此同時，這一局面又不會長期持續，隨著未來高齡人口高峰逐步到來，照護需求將出現快速增長，如果當前準備不足，未來就會面臨更大的供給缺口。
在財務保障方面，楊帆教授認為，照護產業不能長期建立在個人自付基礎上。完全依賴家庭和個人掏錢，既不穩定，也難以支撐行業長期發展。從國際經驗看，照護保障通常採取稅收主導、長期護理保險、社會救助、混合多支柱等不同模式，而中國目前仍處在由地方試點走向制度化擴展的階段。我國未來需要建立更加穩定、可持續的長期照護財務保障體系，讓照護需求從“零散自費”逐步轉向“制度支付”，這是行業從脆弱走向穩定的關鍵。
對於日本介護保險制度，楊帆教授給出的評價較為審慎。他認可日本模式在制度設計上的標杆意義，即通過獨立於醫保和養老金之外的專項照護保障機制，將失能照護納入社會化支付體系，支付方式是“保費與財政1:1配套”的現收現付機制，再疊加個人共付等。但他同時提醒，日本經驗也說明，沒有任何一種模式是完美的。隨著超高齡化加深，日本介護保險出現了支出快速增長、繳費與領取人群比例惡化、服務供需失衡等問題，資料顯示，截至2025年，年總支出從制度啟動時的3.6萬億日元飆升至14.3萬億日元，遠超財政與保費收入的增速，40-64歲法定參保人群的月均介護保費漲幅近3倍，繳費人群與介護服務領取人群的比例，從制度啟動前的3.3:1惡化至2025年的1.8:1，僅2025年日本有43萬75歲以上老人淪為無法獲得服務的“照護難民”。在這種背景下，照護壓力又重新回流到家庭，不僅導致照護離職增多，也對整體勞動生產率和社會經濟運行造成影響。因此，中國在借鑒國外經驗時，不能簡單照搬，而應結合人口結構變化、財政能力與家庭照護傳統，進行動態調整。
關於智慧養老，楊帆教授反對把它簡單理解為“用機器人替代人”。在他看來，智慧養老的真正價值，在於通過物聯網、大資料和人工智慧等技術，將照護流程中的感知、預警、協同和記錄環節數位化，從而增強護理人員能力、優化服務流程、降低管理成本，而不是片面追求“無人化”。他強調，應當堅持“數智—具身耦合”邏輯，即讓技術服務於護理員、管理者和家屬，幫助他們更快發現風險、更準確執行照護任務、更有效完成協同，而不是試圖用高成本設備完全替代人的照護勞動。
結合智慧養老院的田野調查，楊帆教授歸納了四類核心應用場景。第一類是主動安全與風險預警，包括AI防跌倒系統、夜間防走失監測、緊急呼叫與定位等，目標是把服務從“跌倒後處理”前移到“風險發生前預警”。第二類是健康體征與慢病管理，例如遠端醫療、智慧床墊、生命體征持續監測等，把傳統的人工抽查轉變為連續監測和及時干預。第三類是服務效率與員工賦能，如移位、洗浴、物流、康復等輔助設備，主要作用是減輕護理員重複性、體力性的工作壓力。第四類是情感連結與生活服務，包括陪伴、娛樂和認知訓練等場景，用技術補充老年人在精神慰藉和互動上的需求。
不過，他也明確指出，智慧養老不能停留在“設備堆砌”和“概念展示”層面。真正的破局點在於，能否把原本分散、經驗化、難計價的照護行為，逐步轉化為可記錄、可評估、可結算的標準化服務單元。這意味著照護標準與數位標準需要雙向耦合。只有這樣，照護服務才能獲得更清晰的支付依據，也才有可能真正形成與保險、政府購買服務以及社會化支付銜接的機制。
總體來看，楊帆教授的觀點主張：照護產業是銀髮經濟中最核心、也最難啃的“硬骨頭”；我國當前面臨的主要矛盾，是需求釋放尚不充分與未來需求快速增長並存；行業要走出盈利難、供給難、人力短缺的困局，必須同時推進長期照護財務保障建設、主動健康前置以及數智技術與照護標準的深度結合。養老問題歸根結底不是單一產品問題，而是“人、財、物”系統整合的問題，照護產業的成熟，決定了我國應對高齡社會的真實能力。
朱海揚博士：國家促進養老產業發展政策與行業機遇
朱海揚博士的發言，主要從政策環境、產業現狀、行業機遇與養老金融創新四個方面展開，重點回答了我國養老產業下一步“往哪裡走、靠什麼發展、如何形成新模式”的問題。他的基本判斷是，在人口老齡化持續加深的背景下，養老產業已經進入政策持續加碼、需求逐步釋放、產業融合提速的新階段，未來既要看到養老服務的民生屬性，也要看到其作為新增長領域的產業潛力。
在政策背景上，朱海揚博士指出，截至2024年底，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達3.1億人，占總人口比重約22%，這意味著老齡化已不是邊緣性社會問題，而是影響經濟社會運行和公共資源配置的全域性變數，我國養老政策的邏輯已經發生明顯變化。過去更多是把養老看作社會保障和困難群體救助問題，而現在則上升為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政策目標也由單純兜底，逐步轉向構建兜底性、普惠型、多樣化的養老服務體系，強調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學、老有所為、老有所樂的整體實現。這種變化意味著，養老不再只是傳統福利事業，而是公共服務、產業發展和社會治理共同作用的系統工程，《關於加強新時代老齡工作的意見》《關於深化養老服務改革發展的意見》以及《關於發展銀髮經濟增進老年人福祉的意見》等政策檔的出臺也佐證了這一點。
圍繞這一目標，朱海揚博士梳理了當前政策支持的幾個重點方向。第一，普惠養老服務持續提質擴面，中央預算內投資、地方專項債等工具正用於支持設施建設和護理型床位供給，同時鼓勵發展連鎖化、普惠支持型養老機構，並推動家庭、社區和機構服務之間的銜接。第二，老年健康支撐體系不斷強化，包括推進家庭病床、上門巡診、基層健康管理全覆蓋，以及支持醫養結合機構發展。第三，銀髮經濟相關業態正在快速拓展，老年用品製造、智慧養老設備、旅居養老、文化娛樂、健康養生、適老化改造等領域都被納入重點支持範圍。第四，圍繞融資、用地和存量盤活的一系列配套政策正在完善，為行業發展提供更強支撐。目標是到2028年基本建立養老金融體系，到2035年實現高品質迴圈。
在產業現狀方面，朱海揚博士提供了較為系統的資料畫像。他指出，全國實有養老產業企業已達1772.77萬戶，同比增長19.64%；企業註冊資本總額達到135.91萬億元，同比增長10.79%；企業繳納社保人數達到4861萬人，同比增長10.19%。從企業進入退出情況看，本年新註冊養老企業144.03萬戶，註銷104.28萬戶，淨增約40萬戶，說明養老產業雖然競爭加劇、優勝劣汰明顯，但總體仍處於擴張通道之中。換句話說，養老產業並不是停留在政策宣導層面，而是已經形成了具有較大市場主體基礎和就業吸納能力的現實產業體系。但從結構看，養老產業仍以小微企業為主。資料顯示，從從業人數角度看，5 人以下企業占比高達92.63%，6—10人企業占比僅3.24%，11—20人企業占比2%，而50人以上企業所占比重合計不到1%，說明行業總體上仍較分散，規模化、連鎖化和品牌化程度不高。從企業成立年限看，1—5年企業約750.3萬戶，占比最高；1年以下企業約340.9萬戶；5—10年企業約461.2萬戶。這表明行業仍處於快速發育階段，新進入者很多，但成熟龍頭仍相對不足。與此同時，產業主體以國內民營資本為主，外資占比較低，統計顯示養老產業中內資私營企業占比達92.95%，內資非私企業占比6.18%，外資企業占比僅 0.87%。其中，內資非私企業總數約109萬戶，同比增長20.08%。這一結構說明，我國養老產業的主導力量仍然是本土民營資本，行業發展更依賴國內制度環境、地方市場需求和本土企業創新，而不是外資導入或跨國機構主導。這也意味著，未來政策設計尤其需要回應民營企業面臨的融資、用地、標準、監管與人才供給問題。
從服務形態看，全國養老服務供給場景中，社區養老服務中心達32.28萬個，養老助餐點達11.28萬個，而養老機構為3.88萬個。社區養老服務中心和助餐點的數量明顯高於機構養老，這說明我國養老服務供給結構正在向社區化、居家化傾斜，“機構補充、社區支撐、居家為基礎”的格局日益清晰。機構性質方面，公建民營/公辦民營養老機構約1.31萬個，高於公辦機構約8961個和民辦機構約6045個，“公建民營”模式增長明顯，反映出政府設施資源與社會化運營能力相結合，正在成為重要的發展路徑。朱海揚博士據此認為，未來養老產業的發展重點，不應局限於新增重資產機構，而應更多轉向多場景、輕重結合、服務延伸式的發展思路。
在產業細分上，朱海揚博士特別強調了養老科技和智慧服務的快速增長。一方面，養老科技與智慧養老服務企業數量已占到全部養老產業企業的30.6%，成為行業中最重要的板塊；另一方面，老年用品及相關產品製造和銷售企業數量也占到行業的27.6%，構成了產業基礎。尤其在上海，養老科技和智慧服務、醫療衛生服務、養老金融服務等板塊增速較快，顯示出超大城市在科技融合、資本集聚和業態創新上的先發優勢。與此同時，上海養老產業企業數量近百萬戶，戶均資本規模顯著高於全國平均水準，說明上海在養老產業資源集聚和資本承載能力方面具有明顯優勢。
談到政策帶來的機遇時，朱海揚博士認為，未來養老需求將從單一生活照料，進一步擴展到健康管理、康復護理、精神文化、社會參與和高品質生活服務等多層次領域。隨著政策支持和支付能力改善，居家上門服務、老年康復、護理院、旅居養老、老年教育、文化活動等方面的需求都會繼續增長。與此同時，人工智慧、物聯網、雲計算、大資料等技術在養老領域的應用將進一步深化，從健康監測、慢病管理到服務調度、風險預警，都將形成新的產品和服務空間。養老產業與醫療、旅遊、教育、文化等行業的融合也會更加明顯，產業邊界將不斷延展，催生更多複合型業態。
在發展建議上，朱海揚博士強調，要一手抓供給，一手抓規範。供給側要繼續完善土地、稅收、金融等支持政策，引導更多社會資本進入；制度側則要加快建立養老服務標準和監管體系，打擊欺老虐老、虛假宣傳、欺詐銷售等行為，營造讓老年人及其家庭敢消費、願消費的市場環境。同時，行業協會和專業組織也應發揮更強作用，推動標準建設、行業協同和經驗交流。
在養老金融方面，朱海揚博士提出了較多制度創新建議。他認為，養老產業發展不能只靠服務供給擴張，還必須建立與之相適配的養老金融體系。圍繞養老金第三支柱擴面，他建議強化企業年金和個人養老金覆蓋，探索“自動加入”機制，並推動二、三支柱個人帳戶之間更好銜接。在帳戶體系上，可考慮打通養老金與住房公積金等個人積累性資金帳戶，提高資金統籌與配置效率。對於缺乏投資決策能力的普通參與者，還可借鑒英國NEST模式，在地方層面建立具有預設選項功能的平臺，為居民提供更簡單、透明、可理解的養老金融產品選擇。
他還提出，應發展養老策略指數產品，增強養老金融產品的透明度和收益可理解性；適度放開企業年金、職業年金相關產品的購買限制；加強養老投資顧問和投資者教育，提升居民對養老金融工具的認知和使用能力。這些建議的共同目標，是讓養老資金不只是“存起來”，而是能夠在安全、透明、長期導向的前提下，更有效地服務於個人養老安排和產業發展。
朱海揚博士尤其強調了中國家庭語境下的金融創新。他提出“共有帳戶”思路，即在家庭代際支援普遍存在的現實下，可以嘗試設計所有權歸父母、操作權由子女協助管理的帳戶產品，使贍養費、節日補貼等家庭內部轉移支付，更合理地進入低風險、流動性較好的理財安排。這一建議的出發點，是把中國家庭內部原本分散、非正式的養老支持關係，通過金融工具更有效地組織起來，從而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也增強老年人養老資金的穩定性。
此外，朱海揚博士提出的“受託服務平臺”模式，是其發言中很有代表性的一個創新觀點。他認為，老年人在照護、醫療、康養、用品採購等方面的需求，既分散又持續，如果能夠由專業機構搭建受託服務平臺，集中承接一定規模老年人口的需求委託，再通過大資料歸集和分類配置資源，就可以把分散需求轉化為規模訂單，並形成更有議價能力、更有組織效率的供給體系。平臺可以對接養老機構、醫療機構、康養設備和老年用品供應商，提供照護、診療、康復、團購等一體化服務。這樣既能夠降低老年人家庭獲取服務的成本，也能提高產業側的運營效率，為養老產業探索出一條更輕資產、平臺化、可持續的商業路徑。
總體而言，朱海揚博士的主要觀點可以概括為：我國養老產業已經進入政策與市場雙重驅動的新階段，未來的關鍵不只是擴大供給規模，更在於提升供給結構的適配性、增強產業與金融的協同性。養老服務、養老科技與養老金融應形成聯動，既解決老年人現實需求，也通過制度創新、平臺創新和產品創新，為產業發展打開更大的空間。換句話說，養老產業的下一步，不僅要“把服務做出來”，還要“把支付體系建起來、把平臺模式跑起來、把金融工具配起來”，這樣才能真正形成長期可持續的發展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