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日益突出，经济增长更加强调转向高质量发展，在强调 “投资于人” 的大背景下，养老产业与养老金融已成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进的关键领域。作为香港产业与创新学院（HKAII）大健康方向研究的重点内容，我们从今年起正式启动养老产业与养老金融系列研讨交流活动，聚焦行业重点难点问题，通过学科交叉与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突出研究的前瞻性、操作性与可持续性，为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2026年3月19日，由香港产业与创新学院（HKAII）主办、上海国研财富管理研究院承办的 “养老产业与养老金融系列第一次研讨会暨开题会” 在上海国研财富管理研究院顺利举办。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杨帆，中国老龄产业协会科技委副主任、HKAII 产业研究员朱海扬分别围绕养老照护产业发展、智慧养老实践、养老金融创新等议题发表主题演讲。以下为本次研讨会核心观点整理，与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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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帆教授：破解“长寿诅咒”——我国照护产业的宏观逻辑与微观实践
杨帆教授的发言，首先以银发经济—养老产业—康养产业—照护产业的四层递进框架，系统解读养老经济的整体定义、边界层级与核心逻辑。他指出，养老相关经济活动呈现由外到内、由泛到专的清晰结构：银发经济覆盖老年群体全链条经济活动，概念最宽泛；养老产业有国家明确统计分类，聚焦老年生活保障；康养产业侧重老年人身心健康服务；照护产业则面向失能、半失能老人提供专业化刚性服务，边界最清晰、需求最核心、整合度最高，是整个养老体系的关键支撑。
在这一框架基础上，杨帆教授聚焦于我国照护产业的发展逻辑、现实困境与破局方向。他认为，当前讨论养老问题，不能只停留在“银发经济”这一宽泛概念上，而应进一步聚焦到照护产业，因为真正决定养老体系质量和韧性的，正是照护能力的供给水平。与边界较为模糊的银发经济相比，照护产业的对象、场景和需求更清晰，服务整合程度也更高，是养老体系中最核心、也最具挑战性的部分。
杨帆教授特别强调，照护产业之所以成为核心，并不只是因为老年人口规模在扩大，更重要的是“长寿”与“健康长寿”并不同步。2024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在183个WHO成员国中，全球平均“健康寿命—寿命差”在扩大，我国也在扩大。随着预期寿命上升，越来越多的人会在生命后期经历较长时间的失能、半失能或慢病共存状态。换言之，寿命延长并不自动意味着老年生活质量提高，反而可能带来照护负担上升、家庭压力加重以及“老后破产”等风险。因此，一个更有韧性的照护产业，不只是养老服务体系的一部分，也是高龄社会保持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
在对现实困境的分析中，杨帆教授指出，我国照护产业当前面临三方面突出问题。第一是盈利难。根据交大行业研究院的相关研究结论发现，照护相关的企业中1/3微利，1/3保本，1/3亏损。入住率不高、居民付费习惯尚未稳定、持续支付能力不足，使得照护服务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商业闭环。第二是统一市场尚未形成，区域分割明显，服务供给标准不一，市场碎片化问题突出。第三是人力资源短缺，不仅一线护理员缺口巨大，管理人才同样不足，直接影响服务质量和行业扩张能力。
他进一步指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并不只是企业经营能力不足，而是产业发展所处的阶段性矛盾。一个重要判断是，我国虽然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但从照护产业需求结构看，人口“还不够老”。数据显示，我国80岁以上高龄人口占总人口的2.80%，而德国为7.54%、日本高达10.57%；在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中，我国80岁以上高龄者占比为12.23%，与德国（24.32%）、日本（29.42%）相比，高龄化水平存在明显差距。与日本、德国等深度老龄化国家相比，我国80岁以上高龄人口占比仍然偏低，家庭照护能力尚未被完全打破，因此社会化重度照护需求没有完全释放。这使得大量机构和服务供给提前进入市场，却暂时难以形成足够密集、稳定的支付需求。与此同时，这一局面又不会长期持续，随着未来高龄人口高峰逐步到来，照护需求将出现快速增长，如果当前准备不足，未来就会面临更大的供给缺口。
在财务保障方面，杨帆教授认为，照护产业不能长期建立在个人自付基础上。完全依赖家庭和个人掏钱，既不稳定，也难以支撑行业长期发展。从国际经验看，照护保障通常采取税收主导、长期护理保险、社会救助、混合多支柱等不同模式，而中国目前仍处在由地方试点走向制度化扩展的阶段。我国未来需要建立更加稳定、可持续的长期照护财务保障体系，让照护需求从“零散自费”逐步转向“制度支付”，这是行业从脆弱走向稳定的关键。
对于日本介护保险制度，杨帆教授给出的评价较为审慎。他认可日本模式在制度设计上的标杆意义，即通过独立于医保和养老金之外的专项照护保障机制，将失能照护纳入社会化支付体系，支付方式是“保费与财政1:1配套”的现收现付机制，再叠加个人共付等。但他同时提醒，日本经验也说明，没有任何一种模式是完美的。随着超高龄化加深，日本介护保险出现了支出快速增长、缴费与领取人群比例恶化、服务供需失衡等问题，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总支出从制度启动时的3.6万亿日元飙升至14.3万亿日元，远超财政与保费收入的增速，40-64岁法定参保人群的月均介护保费涨幅近3倍，缴费人群与介护服务领取人群的比例，从制度启动前的3.3:1恶化至2025年的1.8:1，仅2025年日本有43万75岁以上老人沦为无法获得服务的“照护难民”。在这种背景下，照护压力又重新回流到家庭，不仅导致照护离职增多，也对整体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经济运行造成影响。因此，中国在借鉴国外经验时，不能简单照搬，而应结合人口结构变化、财政能力与家庭照护传统，进行动态调整。
关于智慧养老，杨帆教授反对把它简单理解为“用机器人替代人”。在他看来，智慧养老的真正价值，在于通过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将照护流程中的感知、预警、协同和记录环节数字化，从而增强护理人员能力、优化服务流程、降低管理成本，而不是片面追求“无人化”。他强调，应当坚持“数智—具身耦合”逻辑，即让技术服务于护理员、管理者和家属，帮助他们更快发现风险、更准确执行照护任务、更有效完成协同，而不是试图用高成本设备完全替代人的照护劳动。
结合智慧养老院的田野调查，杨帆教授归纳了四类核心应用场景。第一类是主动安全与风险预警，包括AI防跌倒系统、夜间防走失监测、紧急呼叫与定位等，目标是把服务从“跌倒后处理”前移到“风险发生前预警”。第二类是健康体征与慢病管理，例如远程医疗、智能床垫、生命体征持续监测等，把传统的人工抽查转变为连续监测和及时干预。第三类是服务效率与员工赋能，如移位、洗浴、物流、康复等辅助设备，主要作用是减轻护理员重复性、体力性的工作压力。第四类是情感链接与生活服务，包括陪伴、娱乐和认知训练等场景，用技术补充老年人在精神慰藉和互动上的需求。
不过，他也明确指出，智慧养老不能停留在“设备堆砌”和“概念展示”层面。真正的破局点在于，能否把原本分散、经验化、难计价的照护行为，逐步转化为可记录、可评估、可结算的标准化服务单元。这意味着照护标准与数字标准需要双向耦合。只有这样，照护服务才能获得更清晰的支付依据，也才有可能真正形成与保险、政府购买服务以及社会化支付衔接的机制。
总体来看，杨帆教授的观点主张：照护产业是银发经济中最核心、也最难啃的“硬骨头”；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需求释放尚不充分与未来需求快速增长并存；行业要走出盈利难、供给难、人力短缺的困局，必须同时推进长期照护财务保障建设、主动健康前置以及数智技术与照护标准的深度结合。养老问题归根结底不是单一产品问题，而是“人、财、物”系统整合的问题，照护产业的成熟，决定了我国应对高龄社会的真实能力。
朱海扬博士：国家促进养老产业发展政策与行业机遇
朱海扬博士的发言，主要从政策环境、产业现状、行业机遇与养老金融创新四个方面展开，重点回答了我国养老产业下一步“往哪里走、靠什么发展、如何形成新模式”的问题。他的基本判断是，在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的背景下，养老产业已经进入政策持续加码、需求逐步释放、产业融合提速的新阶段，未来既要看到养老服务的民生属性，也要看到其作为新增长领域的产业潜力。
在政策背景上，朱海扬博士指出，截至2024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3.1亿人，占总人口比重约22%，这意味着老龄化已不是边缘性社会问题，而是影响经济社会运行和公共资源配置的全局性变量，我国养老政策的逻辑已经发生明显变化。过去更多是把养老看作社会保障和困难群体救助问题，而现在则上升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目标也由单纯兜底，逐步转向构建兜底性、普惠型、多样化的养老服务体系，强调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整体实现。这种变化意味着，养老不再只是传统福利事业，而是公共服务、产业发展和社会治理共同作用的系统工程，《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以及《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等政策文件的出台也佐证了这一点。
围绕这一目标，朱海扬博士梳理了当前政策支持的几个重点方向。第一，普惠养老服务持续提质扩面，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专项债等工具正用于支持设施建设和护理型床位供给，同时鼓励发展连锁化、普惠支持型养老机构，并推动家庭、社区和机构服务之间的衔接。第二，老年健康支撑体系不断强化，包括推进家庭病床、上门巡诊、基层健康管理全覆盖，以及支持医养结合机构发展。第三，银发经济相关业态正在快速拓展，老年用品制造、智慧养老设备、旅居养老、文化娱乐、健康养生、适老化改造等领域都被纳入重点支持范围。第四，围绕融资、用地和存量盘活的一系列配套政策正在完善，为行业发展提供更强支撑。目标是到2028年基本建立养老金融体系，到2035年实现高质量循环。
在产业现状方面，朱海扬博士提供了较为系统的数据画像。他指出，全国实有养老产业企业已达1772.77万户，同比增长19.64%；企业注册资本总额达到135.91万亿元，同比增长10.79%；企业缴纳社保人数达到4861万人，同比增长10.19%。从企业进入退出情况看，本年新注册养老企业144.03万户，注销104.28万户，净增约40万户，说明养老产业虽然竞争加剧、优胜劣汰明显，但总体仍处于扩张通道之中。换句话说，养老产业并不是停留在政策倡导层面，而是已经形成了具有较大市场主体基础和就业吸纳能力的现实产业体系。但从结构看，养老产业仍以小微企业为主。数据显示，从从业人数角度看，5 人以下企业占比高达92.63%，6—10人企业占比仅3.24%，11—20人企业占比2%，而50人以上企业所占比重合计不到1%，说明行业总体上仍较分散，规模化、连锁化和品牌化程度不高。从企业成立年限看，1—5年企业约750.3万户，占比最高；1年以下企业约340.9万户；5—10年企业约461.2万户。这表明行业仍处于快速发育阶段，新进入者很多，但成熟龙头仍相对不足。与此同时，产业主体以国内民营资本为主，外资占比较低，统计显示养老产业中内资私营企业占比达92.95%，内资非私企业占比6.18%，外资企业占比仅 0.87%。其中，内资非私企业总数约109万户，同比增长20.08%。这一结构说明，我国养老产业的主导力量仍然是本土民营资本，行业发展更依赖国内制度环境、地方市场需求和本土企业创新，而不是外资导入或跨国机构主导。这也意味着，未来政策设计尤其需要回应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用地、标准、监管与人才供给问题。
从服务形态看，全国养老服务供给场景中，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达32.28万个，养老助餐点达11.28万个，而养老机构为3.88万个。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和助餐点的数量明显高于机构养老，这说明我国养老服务供给结构正在向社区化、居家化倾斜，“机构补充、社区支撑、居家为基础”的格局日益清晰。机构性质方面，公建民营/公办民营养老机构约1.31万个，高于公办机构约8961个和民办机构约6045个，“公建民营”模式增长明显，反映出政府设施资源与社会化运营能力相结合，正在成为重要的发展路径。朱海扬博士据此认为，未来养老产业的发展重点，不应局限于新增重资产机构，而应更多转向多场景、轻重结合、服务延伸式的发展思路。
在产业细分上，朱海扬博士特别强调了养老科技和智慧服务的快速增长。一方面，养老科技与智慧养老服务企业数量已占到全部养老产业企业的30.6%，成为行业中最重要的板块；另一方面，老年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和销售企业数量也占到行业的27.6%，构成了产业基础。尤其在上海，养老科技和智慧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养老金融服务等板块增速较快，显示出超大城市在科技融合、资本集聚和业态创新上的先发优势。与此同时，上海养老产业企业数量近百万户，户均资本规模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上海在养老产业资源集聚和资本承载能力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谈到政策带来的机遇时，朱海扬博士认为，未来养老需求将从单一生活照料，进一步扩展到健康管理、康复护理、精神文化、社会参与和高品质生活服务等多层次领域。随着政策支持和支付能力改善，居家上门服务、老年康复、护理院、旅居养老、老年教育、文化活动等方面的需求都会继续增长。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在养老领域的应用将进一步深化，从健康监测、慢病管理到服务调度、风险预警，都将形成新的产品和服务空间。养老产业与医疗、旅游、教育、文化等行业的融合也会更加明显，产业边界将不断延展，催生更多复合型业态。
在发展建议上，朱海扬博士强调，要一手抓供给，一手抓规范。供给侧要继续完善土地、税收、金融等支持政策，引导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制度侧则要加快建立养老服务标准和监管体系，打击欺老虐老、虚假宣传、欺诈销售等行为，营造让老年人及其家庭敢消费、愿消费的市场环境。同时，行业协会和专业组织也应发挥更强作用，推动标准建设、行业协同和经验交流。
在养老金融方面，朱海扬博士提出了较多制度创新建议。他认为，养老产业发展不能只靠服务供给扩张，还必须建立与之相适配的养老金融体系。围绕养老金第三支柱扩面，他建议强化企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覆盖，探索“自动加入”机制，并推动二、三支柱个人账户之间更好衔接。在账户体系上，可考虑打通养老金与住房公积金等个人积累性资金账户，提高资金统筹与配置效率。对于缺乏投资决策能力的普通参与者，还可借鉴英国NEST模式，在地方层面建立具有默认选项功能的平台，为居民提供更简单、透明、可理解的养老金融产品选择。
他还提出，应发展养老策略指数产品，增强养老金融产品的透明度和收益可理解性；适度放开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相关产品的购买限制；加强养老投资顾问和投资者教育，提升居民对养老金融工具的认知和使用能力。这些建议的共同目标，是让养老资金不只是“存起来”，而是能够在安全、透明、长期导向的前提下，更有效地服务于个人养老安排和产业发展。
朱海扬博士尤其强调了中国家庭语境下的金融创新。他提出“共有账户”思路，即在家庭代际支持普遍存在的现实下，可以尝试设计所有权归父母、操作权由子女协助管理的账户产品，使赡养费、节日补贴等家庭内部转移支付，更合理地进入低风险、流动性较好的理财安排。这一建议的出发点，是把中国家庭内部原本分散、非正式的养老支持关系，通过金融工具更有效地组织起来，从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也增强老年人养老资金的稳定性。
此外，朱海扬博士提出的“受托服务平台”模式，是其发言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创新观点。他认为，老年人在照护、医疗、康养、用品采购等方面的需求，既分散又持续，如果能够由专业机构搭建受托服务平台，集中承接一定规模老年人口的需求委托，再通过大数据归集和分类配置资源，就可以把分散需求转化为规模订单，并形成更有议价能力、更有组织效率的供给体系。平台可以对接养老机构、医疗机构、康养设备和老年用品供应商，提供照护、诊疗、康复、团购等一体化服务。这样既能够降低老年人家庭获取服务的成本，也能提高产业侧的运营效率，为养老产业探索出一条更轻资产、平台化、可持续的商业路径。
总体而言，朱海扬博士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我国养老产业已经进入政策与市场双重驱动的新阶段，未来的关键不只是扩大供给规模，更在于提升供给结构的适配性、增强产业与金融的协同性。养老服务、养老科技与养老金融应形成联动，既解决老年人现实需求，也通过制度创新、平台创新和产品创新，为产业发展打开更大的空间。换句话说，养老产业的下一步，不仅要“把服务做出来”，还要“把支付体系建起来、把平台模式跑起来、把金融工具配起来”，这样才能真正形成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格局。
